在世界人權日看中國人權

在google上做搜尋，目前為止僅有15則新聞，均是由中國方面所發出，內容不外乎強調中國在人權上所做的改革與進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王晨並在接受專訪宣稱中國在人權方面取得的成績：

尊重和保障人權在中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不斷改善
人權領域的對外交流與合作不斷拓展

詳見BBC新聞


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中國在本週一晚間（即世界人權日前夕），居留了五名人權活躍人士。

對於「遺憾」的新解

律師鄭文龍連續為在押的前總統陳水扁傳遞訊息，台北市律師公會認為未違反律師倫理規範，前天決議不付懲戒；法務部昨天對此深表遺憾。台北地檢署對鄭文龍的偵查行動則不受影響，下周將傳喚鄭文龍到案說明。

台北律師公會四日下午召開臨時理監事聯席會，討論法務部檢舉鄭文龍違規案。

聯席會認鄭文龍代陳水扁對外發表聲明前，已表達是陳水扁個人對司法的意見，內容無關檢方調查中的案情，不至於讓社會大眾誤信這項言論是鄭文龍所說，也不會幫陳水扁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因此決議鄭文龍不付懲戒。

法務部則指出，羈押禁見就是為了不讓被告得知外界訊息或傳遞訊息給外界，以免串證、串供，律師無權代替被告向外公開傳遞訊息。 ---聯合報

如果延聘律師，是為了善意的保障被告的權益不受損，那麼，除去案情以外的一切訊息，公開的對外表示，錯在哪裡？

或許就如那封「收不到的情書」一般，從不同的角度能解讀出不同的訊息，因此，有人感動、有人訕笑。

法律是為了發現真實、保障人權的公平正義而存在的嗎？

如果身為國家機器的法務部門，認定某位律師違背了「職務倫理」而有犯罪之疑慮，能否清楚而正當的給人民「正當理由」。

台灣的抽象存在事件已太多，我們能否要求最卑微的明確性？

以人權之名

那是一個沒有火災的世界，消防員的工作，是縱火。
那是一個所有的書都是「禁書」的世界，消防員的職責，是焚書。
那是一個沒有知識分子的世界，知識分子，成了城市裡的流浪漢。
那是一個感性被壓抑的世界，沒有故事，也沒有詩。

很久以前看過的一本書。

消防員的工作並非救火而是縱火，就像如今，當權者以人權律師的美譽踐踏人權。

真相必然存在

困難的是，如何透過人類有限的智慧去挖掘和拼湊。

任何事件的發生，必然從當下立刻成為過去，除了參與其中的人們之外，無人能得知其中發生的一切，職責第三者存在的目的，僅僅是透過一片片蛛絲馬跡去拼湊最接近真實卻不一定全然是真相的全貌。

拼湊，是為了經由各種制式抑或非制式的程序使得非當事人者得以一窺究竟，從而評斷、下結論。

可是無論如何拼湊，即便職責第三者們確信這些已經是確定發生的經過，卻無人可以拍胸脯保證說：

「是的，這就是真相。」

重點到底在哪裡？

前些日子，參與了一場人權議題的研討會，上午與下午的講師不同，因此分別賦予了不同的省思。

一個優秀的學者，除了研究、發表之外，是否應該具備優秀的論述能力以及培養自己在公開場合授課時吸引群眾的「魅力」？如同希特勒是位極為優秀的演說家一般，那麼即便是空洞的思想也能創造出精彩的論調。

經過這場人權議題的洗禮，我發現，這是每一位學者接受邀約在公眾場合演說時，所需具備的一種「義務」。

上午的講座，用了很大的篇幅在介紹人權，然而人權多麼抽象，有別於下午的講座談笑風生，不時另在場參與人士哈哈大笑，但是，每當我細細思索那天的研討會內容，卻發現，上午的講座其實點出了真正的核心，下午的講座卻用另一種我看來稍有偏頗的立場去引導與會人士的思維轉向。

當討論起集遊法這個最近令人敏感的議題時，下午的講座，用德國的報備制來與台灣現存制度作為比較，以證明台灣目前的制度其實並非全然的嚴苛，然而當我發言請教其他國家的制度與台灣是否可供比較時，講座回答我：重點不在於制度，用台灣和其他國家比較也無意義，重點應當放在台灣目前的社會成熟度是否適合寬鬆的標準。

這個回答令人想起另一個也是似是而非的答案：重點不在於報備、在於暴力。

憲法這麼說：凡是要侵害人民權利的事情，都應該要用"法律"或由法律明確授權來制定。
可是，在台灣的歷史上，一直縱容主管機關訂定職權命令來侵害人民，所謂職權命令，就是一般行政機關所訂定的行政命令，但內容未經由法律授權卻直接對外涉及人民的權利義務事項。

近年來，大法官釋字中，屢屢將此類職權命令宣告為違憲，且認為行政機關訂定的命令僅能補充法律，或細節性，技術性事項，不得逾越母法之限度，也就是不得產生剝奪或限制人民自由權利的法效力；而為了解決職權命令的問題，行政程序法也在87年增訂職權命令的失效期限，無非希望職權命令能全面提升到法律位階，或至少得到法律明確的授權。

而下午這個講座，卻是學界少數堅持主張職權命令還是有其存在空間的學者，尤其目前還是一位政務官，在我看來，即使他講的滿室生花，也還是反民主的遺毒。

誰是擁有檢察官與軍隊的人？

已逝的林山田教授曾經說過，這樣的人是最有權力的人。

台灣並不屬於先進國家，一直存在於前進與後退的夾縫中，儘管我們自詡是進步的。

有些人們總喜歡來問我跟公權力有關的，和司法有關的問題，然而他們卻忘記我不是律師，不是法官也不是檢察官，我的眼睛看見的和心裡思考的並非全然是實務的層面，甚至我也不愛給建議與作決定，我的啟蒙者們也給我這樣的思考方式，因為法律與行政是社會科學，社會科學並沒有正確答案，所以我們嘗試著制定規則去框住社會科學的想像空間，不讓他跳躍應有的界限。

沒有勇氣面對司法的人，是我所不願意回應問題的其中一種人，他們會問完問題後，思索然後說：可是。。。

可是有太多因素了，有時候我思考，一個社會的成熟與否，尚存在著人們對於自身權利的保護概念，被侵犯時會不會有勇氣去維護？

然而，司法的路是很難走的，人都會害怕，但是當我們一退縮，尾隨其後的他人也會跟著退縮，人生並非只是追求快樂和溫飽，有太多的經驗是不主動去踩踏就永遠不會嚐到的，然而，那滋味，是嚐過了便知道人生如何才是值得。

當我們手中唯一僅剩不主動去碰觸就不聽我們聲音的法院時，總要把最後的路都走完，才知道，擁有檢察官與軍隊的人，到底能不能禁的起挑戰？

聯合國之於台灣。。。

若要說以「暴力」的集會遊行主張訴求，相信台灣再怎麼樣也比不上南韓，這張照片是南韓民眾抗議總統李明博讓美國牛肉進口時的其中一個畫面，而自從李明博上台後，相關的抗議行動已經數起，南韓也和台灣一樣，出動鎮暴警察來壓制人民。

同樣的，南韓民眾也群起抗議警察的暴力，和政府對待民眾的態度。

不同的是，南韓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之一，所以，聯合國的亞洲人權委員會馬上介入調查此事：

由於南韓自5月起傳出許多人權侵害的報導，亞洲人權與發展論壇(Asian Forum for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FORUM-ASIA)及亞洲人權委員會(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HRC)決定於2008年7月21至24號間，派遣4人前往南韓進行真相調查任務。由於南韓被視為亞洲中民主與人權的基準國，這兩個區域性的人權組織認為，新近在南韓發生的連串事件別具地域上的重要性。我們相信南韓民主的退步以及人權侵害的加劇對於亞洲其他國家將會造成影響。

聯合國主要調查的部分，是政府的鎮暴措施是否逾越了一個民主政治下的政府應遵守的分際，至於初步的調查報告，所提出應檢討的疏失部分，均是政府方面的責任，而非民眾的責任。

（更多內容可看台權會的網站）

相對於台灣，我們彷彿成了無人聞問的孤島，被放逐漂流在世界村的外頭流浪，當退出聯合國之後，就停止了吸收促使台灣繼續往前邁進的資訊，「人權」是近年來聯合國所大力關注的一項議題，也因為大力的關注下，聯合國設立了一個地位相當於聯合國秘書處副處長等級的職位：「人權高級專員」，連續三任都是女性，這一任的人權高級專員還計畫在本週將世界人權宣言發射至太空衛星站，象徵著維護人權的精神永遠都關照著地球。

這些資訊，台灣，一概不知；知道的也不過是少數關注此議題的人們。

當我們還在怒斥自己的國人為「暴民」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亞洲人權委員會對於遊行集會所引發動亂程度超出台灣不知多少倍的南韓民眾伸出援手關懷，並且希望南韓政府改善某些措施。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006年通過要開始對所有會員國進行每四年一次（因為評估完所有會員國大概需要四年）的「普世定期人權審查」案，即便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推諉不了這個決定的同時，台灣被摒除在外，南韓已經進行完審查，明年，輪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在沒有加入聯合國之前，也許永遠等不到這項關注，只能藉由民間人權團體的零星關懷聊以慰藉。

在全世界都集體牽手往前走的時候，台灣，什麼時候才能夠拋開顏色的鬥爭，努力將眼光放在真正對台灣有利的議題上發展？